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虽然政策的改变十分重要，但朴桂顺教授认为，社会观念的改变才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。“法律层面固然需要改变，但我认为社会上所有人达成一种共识，改变社会观念更为重要。”那位23岁的女生对此则不太乐观。“我觉得韩国的社会观念不会轻易改变，人们的潜意识是很难改变的。”

譬如，当韩国KB国民银行被发现违规取消112名女性应聘者的资格时，法院仅对其作出罚款4000美元（约合2.7万人民币）的惩罚。朴桂顺教授对此表示，如此微不足道的惩罚力度只会鼓励企业们任意而为，“只要付出一点点罚款，就可以做任何其想做的事。”

还有一个例子是，阿里巴巴和华为采用的都是强制性轮岗，但腾讯却是自愿性地轮岗。 2012年，阿里巴巴就进行了一场“大型轮岗”，其中有22位高层被安排到了其他的平级岗位上。而在华为，进行的则是员工轮岗。当员工在岗位上到达瓶颈期后，华为便会让此员工进行轮岗，假如该员工在多次轮岗后还是无法适应，华为会再做其他安排。

蓬佩奥此行目的是改变欧洲各国担心美伊爆发冲突的态度，并推动美欧在反对伊朗及其核计划上达成一致。5月13日，蓬佩奥突然访问布鲁塞尔。（图自彭博社）然而，欧盟委员会副主席、欧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（相当于外交部长）费代丽卡·莫盖里尼（Federica Mogherini）向蓬佩奥直接表明了欧洲不希望美国对伊朗施加“极端压力”的态度，双方的会面也无果而终。

在接下来的几年里，三星生产的晶体管烂到自己集团都不用。但即便如此，1980年三星还是决定进入DRAM领域，并在1983年2月正式进军半导体。那时日本和美国的半导体公司杀得兴起，没有人把4线工厂三星放在眼里。然而不到一年，三星依靠从镁光买的技术、美国和日本天价挖的人才，以及韩国的农村妇女，让韩国成为世界上第三个生产出64KB DRAM的国家。

但是在芯片领域，TFT被MOS打败，我们现在经常听到的一个指甲盖大小的芯片上有多少亿个晶体管，这个晶体管就是MOS衍生出的CMOS管。但是TFT后来被发现可以应用在液晶面板上。制作TFT基板的过程和制造芯片的过程非常相似，区别在于一个在硅片上制造，一个在玻璃上制造。